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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权机关冻结的顺序,冻结可以区分为首冻(生效冻结)和轮候冻结(未生效冻结),在诉讼法上首冻机关拥有优先执行被冻结财产的权力。刑事冻结和民事冻结具有同等效力,不存在“先刑后民”或者“刑事优先”的说法。(《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092页)
对于已冻结的财产,其他有权机关(包括首冻的有权机关)不能对同一财产重复冻结但可以轮候冻结,轮候冻结是排队冻结,在先冻结解除或失效前轮候冻结尚未生效,也不计算冻结期限。同一有权机关基于不同案件可以对同一财产采取轮候冻结措施。
需要注意的是,当账户资金充足时,一个账户上可能存在多个生效的冻结。如:Z账户余额10万元,A机关冻结5万元,B机关冻结5万元,两个冻结均生效。
在普通的动产、不动产查封、扣押、冻结中,有权机关如果要对动产、不动产进行查封、扣押、冻结往往是针对整个动产或不动产,例如法院基于3万元的案件扣押了一辆车,尽管这辆车可能价值10万元,但由于无法将车辆进行拆分,只能对这个车的整体进行扣押,此时法院要求扣押的财产价值可能低于被扣押财产的实际价值。
但银行存款则不同,有权机关可以按照案件金额直接冻结相应金额的存款,并且由于银行账户内存款在冻结后仍可进钱使冻结财产增加的特性,有权机关可以在账户余额不足的情况下对账户进行限额冻结(即超出可用余额冻结,后续金钱只要未超过该限额的都将被冻结)。
例如账户可用余额为3万元,法院要求冻结5万元。此时虽然账户只有3万元,但银行仍应按照法院要求冻结的5万元进行限额冻结。此时冻结账户应冻结金额(要求冻结的金额)为5万元,实际冻结金额为3万元。后续如有资金进入该账户2万元以内部分将自动被该法院冻结。
需要注意的是,在部分银行的核心系统中,有权机关在对可用余额为0的账户进行首次冻结时,系统也会显示“轮候”,资金进入后会显示“生效”,但是该显示内容仅能作为银行内部参考,不具有法律意义,由于可以对账户进行限额冻结的特性,理论上首冻的实际冻结金额为0也应当是生效的冻结,而不是轮候冻结。因此该显示内容不宜写到给有权机关的回执上,否则可能会使有权机关产生误解。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前文提到当账户资金充足时,一个账户上可能存在多个生效的冻结,由于账户允许限额冻结的特性,在后冻结哪怕成功冻结到1元,也属于生效冻结。如:Z账户余额10万元,A机关冻结10万元,B机关冻结1万元。后账户结息2元,账户余额变为100002元,此时虽然B有权机关只实际冻结了2元,但也是生效冻结。
有权机关办理的冻结业务必须有一定冻结期限,不能超期限冻结,通常而言最长为1年,部分有权机关冻结期限最长是6个月,如法院冻结银行存款的最长期限为1年、税务机关冻结存款的最长期限为6个月。有权机关在冻结期限内未办理续冻的冻结自动解除,有权机关续冻的也要受冻结最长期限的限制,每次续冻不得超过1年或6个月。
由于首冻为生效冻结,因此不存在轮冻那样由于冻结未生效冻结期限未起算的问题。一般而言,有权机关的冻结文书所载的冻结期限大多有起止日期如“冻结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此时,冻结到期日确定为12月31日。
不过,法院提供的冻结期限也有可能是冻结“6个月”、“1年”这样的表述。此时,按照诉讼法上的规定,“期间开始的时和日,不计算在期间内”。因此若法院从2026年1月1日到银行办理冻结业务,要求冻结6个月。此时虽然2026年1月1日业务办结时冻结已经生效,但6个月的期间要从2026年1月2日起算,到2026年7月1日到期。
但是具体7月1日(或12月31日)什么时间解冻目前存在一定争议,最高人民法院1995年《关于冻结单位银行存款六个月期限如何计算起止时间的复函》中规定:“宜春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94年4月18日冻结某企业的银行存款,冻结期限6个月应从1994年4月19日起算,到同年10月18日当天银行停止营业时止。冻结的效力则应从1994年4月18日冻结手续办结之时开始。”
按照该复函规定,冻结到期日应该为到期日当天银行停止营业时,但是该复函发布于1995年,当时银行对账户到期解冻依赖于第二天人工操作,并且有权机关的续冻也需要营业时间到网点办理,因此冻结到期日定在当天银行停止营业时并无问题。
然而,当前账户冻结期限届满后的解冻是由系统自动实现的,有权机关也可以通过网控系统24小时对账户发出续冻指令,此时再将冻结届满时间定为停止营业时似乎不太恰当。基于上述原因,在信息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到期时间为到期日当天24:00更为恰当。不过受系统跑批等原因,银行系统自动解冻的时间通常晚于到期日当天24:00,有些可能需要到到期日次日营业时才能自动解冻。
关于冻结期间还有一个问题是节假日,按照诉讼法规定“期间届满的最后一日是法定休假日的,以法定休假日后的第一日为期间届满的日期”,这就意味着银行系统需要识别到期日当天是否为法定节假日,如为法定节假日当天不能办理解冻,需要到假期结束后第一个工作日日终24:00才能解冻。
正常而言,轮冻因为尚未生效不计算冻结期限,轮冻的冻结期限要从冻结生效后开始起算。(《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096页)
但是若有权机关明确在冻结文书上标注了具体的起止日期如“冻结期限自2026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则意味着有权机关自己给冻结设定了终止日期,终止日期经过以后就算轮候冻结尚未生效也会被“解除”。现实中,由于大多数有权机关在办案时并不知道轮候冻结的期限起算规则,同时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为轮候冻结,因此提供给银行的通知书大多冻结期限是带起止日期的。
然而,若有权机关提供的冻结文书内容为“自生效之日起一年”,则一年的计算是从轮候冻结生效之日(在先生效的冻结已经全部失效的次日)起算的。
若有权机关的冻结文书表述为“一年”则应要求有权机关注明是自生效之日起一年还是自文书送达之日起一年(即设定了冻结终止的确切日期)。此前因为该问题有权机关和协助执行机构之间曾产生过纠纷,最终最高人民法院认定这种情况下协助执行机构“按照通常理解,从送达之日起开始计算轮候冻结的一年期间”没有问题,但为避免纠纷尽量应让有权机关明确。若有权机关不能明确最好按照“自生效之日起一年”办理冻结。((2020)最高法执监321号 白山市方泰商贸有限公司、白山市生源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执行监督执行裁定书)
续冻在某种程度上是冻结期限延伸出来的内容,由于不能无限期冻结,在冻结期限届满前,若案件尚未结束有权机关就需要进行续冻,续冻后原冻结顺序不发生变化,到期未续冻的原冻结自动解除。
续冻过程中也会存在冻结期限的问题,由于需要在冻结期限届满前进行续冻,此时会存在两种情况。
情况一:冻结将于2026年8月20日到期,有权机关于2026年8月10日到网点办理续冻,通知书上冻结期限为1年,2026年8月10日起到2027年8月9日止。
情况二:冻结将于2026年8月20日到期,有权机关于2026年8月10日到网点办理续冻,通知书上冻结期限为1年/自前一笔冻结到期之日起1年。
与轮冻类似,同样是冻结一年,上述两种表述冻结的起算时间是不同的,第一种到期日为2027年8月9日,第二种到期日则为2027年8月20日。
通常而言,诉讼法上冻结是扣划的前置条件,有权机关扣划财产前要先对财产进行查封、冻结、扣押,否则不能处置。但银行存款属于可以直接扣划的财产,有权机关的扣划裁定同时具有冻结的法律效力(《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百八十四条,本条是针对法院的规定,但其他有权机关原理相同),有权机关可以在未经冻结的情况下直接对存款进行扣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从法律上而言,并不是扣划前不需要进行冻结了,只不过在存款扣划的情况下扣划本身具备冻结的效力。
当然有权机关也可以在对存款冻结后,在冻结的状态下进行扣划,扣划之后冻结部分将自动解冻。
在十几年前,许多银行系统并不能做到冻结状态下扣划,于是法院等有权机关在扣划冻结状态的存款时往往要先进行解冻操作,使存款处于未冻结状态然后才能进行扣划。此前还发生过这样的案例:银行对人民法院协助扣划存款的要求,提出欲扣划冻结存款则应先解冻,待人民法院解除冻结后却又转移扣划存款,最终人民法院裁定让其承担赔偿责任。(参见:《部分银行办理冻结、划拨操作规范不一致现象应引起重视》,湾里区人民法院董兴强;《最高人民法院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第1091页)
现在银行系统大多能够实现冻结状态下的扣划,但是反而对全额扣划剩余冻结金额为0后账户状态是否应该解除冻结出现分歧。笔者认为有权机关将冻结金额全部扣划剩余冻结金额为零后无需出具解冻通知书应自动解除账户冻结限制,但在业界还是存在一定质疑。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比以前的银行操作,现在的扣划其实是同时进行了解冻和扣款两个操作,同时有权机关对账户的冻结实际上是对账户内存款的冻结而非账户本身,既然应冻结的存款金额已经为零自然应当解冻。
冻结、扣划机关的权限问题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通常行内也会对有权机关的权限进行总结。
一般而言,大多数有权机关都有查询的权限,但冻结和扣划的权限并不是所有机关都有。由于是否具备权限直接决定了银行协助工作的合法性,因此在业务办理前应对有权机关是否有权进行查询、冻结、扣划进行审查。这里大家自行查阅本行制度不再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前后有权机关发生变化,冻结机关与续冻机关、解冻机关、扣划机关不一致(案件移送、执行移送等原因)以及作出决定的机关与实际执行机关不一致(委托协助执行等原因)的情形。
在协助进行此类涉及移送关系的冻结和扣划业务时(主要是移送),可能会出现前后机关沟通不顺畅,重复到银行要求协助执行的情况。例如,我行就出现过,刑事案件公安移交给法院后,法院到支行办理了续冻业务,结果公安机关部分工作人员并不知情,几天后又因此案件到支行要求办理续冻。在本案例中风险还是相对较低,就算受理柜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给公安办理了续冻也不会产生恶劣影响。况且正常都是公安将案件移送给法院,柜员比较容易能审查出问题。但如果前有权机关要求办理的业务是解冻,或者是不同法院之间互相移送,则银行员工可能难以识别出问题,而配合办理解冻业务很有可能被判定为擅自解冻,进而承担责任。
因此,银行发现办理续冻、解冻、扣划业务的机关与系统中记录的冻结机关不一致时,应认真审核法律文书,确认存在移送关系(通常文书上会记录案件的移送情况,部分有权机关可能会提供移送相关的证明文件,如协作函、移送执行函等,具体在证件文书审核一文详述),必要时和系统记录的有权机关联系确认避免协助了“无权”机关。
当前无论是何有权机关到银行办理查冻扣业务,银行普遍要求“双人”持工作证件办理,对于法院则进一步要求“双人双证”,但上述规定过于武断。首先,《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并未就有权机关人数作出要求,对于证件的要求也只是笼统称为“有权机关执法人员的工作证件”,而对工作人员的人数和证件的要求多散见于有权机关发布的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当中。下面进行详细分析:
以最容易出现争议和错误的法院为例,早在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关于解决聘用制书记员执行公务证相关问题的请示》研究意见的复函中就指出“关于执行过程中的‘双人双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国土资源房地产管理部门协助执行若干问题的通知》,均只规定人民法院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出示本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对执行人员数量没有明确要求。”
在2016年时还出现过上海某银行因法官单人前来不予配合办理解冻被法院罚款十万元的案例。当时银行以《中国银监会、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关于印发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的通知〉》中规定的双人要求为由申请复议。受理案件的上海一中院以“上述文件约束的是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及国家安全机关在刑事案件中的侦查活动,而本案是人民法院依据民事生效判决而办理的执行行为,两者从案件性质到执行主体和执行内容均有所不同。人民法院解除冻结银行存款的执行行为,依据的是生效的民事判决和执行裁定,执行法官在其中只是起到送达与通知的作用。因此,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依法规范人民法院执行和金融机构协助执行的通知》的规定,即有关协助义务机关在确认法院执行人员工作证、执行公务证及相关法律文书真实、有效后,应当及时、积极地协助执行,以提升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效率,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及时兑现”向银行释明,后银行撤回复议,缴纳了罚款。(《沪一金融机构因不配合法院执行被罚十万元》,《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年11月20日,第167期)
除了数量要求外,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关于《关于解决聘用制书记员执行公务证相关问题的请示》研究意见的复函中还指出“当前执行工作需要,原则同意你部关于‘外出执行时,只要一名执行人员具有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另一名执行人员有工作证即可’的意见”。至此法院系统已明确不再要求办理执行工作的人员都持“双证”。
不仅如此,2020年修订的最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一文中更是将“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改为“执行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向有关人员出示工作证件”删除了应出具“执行公务证”的规定,同时明确指出“目前执行公务证最高人民法院不再统一制作”(《最高人民法院实施民法典清理司法解释修改条文(111件)理解与适用》第954页)。因此法院未来执行工作中已不再需要出具公务证,只需要工作证即可。
虽然法院执法未要求双人,但在绝大多数有权机关在办理存款查询、冻结业务过程中的确有双人要求。我国的国家机关主要包括以下四类: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行政机关(政府)、司法机关(法院、检察院)、监督机关(监察委)。行政机关中的部分机关、司法机关、监察机关均有冻结权力。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对存款进行冻结、扣划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行政强制法》第十八条第规定,应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实施。本规定在各个行政机关执法的相关规定中均有体现:
1、税务机关的税收征管活动本身属于行政强制措施,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执行扣押、查封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时,应当由两名以上税务人员执行,并通知被执行人。”
2、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五十二条规定,公安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时不得少于二人。
3、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冻结应当由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实施。
其他行政机关如海关、监狱等均受《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在实施冻结这类行政强制措施时应当双人办理。
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办理查询、冻结或者解除冻结业务时,应当由2名以上办案人员持有效的本人工作证或人民警察证和加盖县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公章的协助查询财产或协助冻结/解除冻结财产法律文书,到银行业金融机构现场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第八条)此外,海警办理刑事案件执行查封、扣押的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海警机构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二十三条)
在监察领域同样要求双人办理,《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监察机关查询、冻结财产时,调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调查人员应当出具《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或者《协助冻结财产通知书》,送交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邮政部门等单位执行。”
综上可以发现,除了法院为例外情形没有明确的规范要求必须双人执行以外,其他国家机关几乎均对双人办理有所要求。
对于运管条线而言,协助有权机关执行过程中,应要求有权机关提供哪些文书材料一直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特别是我们能够查到的材料要求许多是有权机关的内部要求,并不一定对银行有约束力,下面对一些常用文书类型进行分析以供诸位参考。
法院在进行冻结、扣划时会同时出具裁定书和通知书。通知书是法院依据裁定书的内容制作的,一般而言,通知书上对银行需要协助执行内容描述来自于裁定书,两者内容相同,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存在一定差异,例如,裁定书上表述为“续冻”,但通知书仅写为“冻结”,此时如果银行工作人员审核发现此问题可以在系统中检索是否在先有冻结以确定是否为续冻,并可以让法院工作人员释明。然而,现实中难免会出现裁定书、通知书存在差异,银行工作人员未能审核出来的情况。
此前便出现过刑事案件中,法院要续冻公安的冻结,法院的裁定书表述“续冻”,但通知书仅写为“冻结”的情况。对此,湖南高院在审理中认为:“执行法院对执行当事人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时,制作并送达执行裁定书是针对当事人权益保护的正当程序要求。执行法院要求协助义务人协助执行时,应当发出协助执行通知书,裁定书只是作为附件一并送达协助义务人,对协助义务人没有拘束力”“协助执行义务形式上表现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协助义务人只要‘凭此’,即依照协助执行通知书载明的内容,如实提供其所管理、控制的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对被执行财产协助实施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行为,即为依法履行了协助执行义务”。也即,银行协助执行的内容应以通知书内容为准。((2020)湘执监7号,但是通知书中未载明“续冻”并不意味着银行没有主动识别冻结是否为续冻的义务,笔者将在后文详述)
除法院会同时出具裁定书和通知书两个文书外,部分其他有权机关也可能会出具两个文书,例如,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冻结、查封实施办法》,证监会实施冻结应当向协助执行部门出示冻结决定书,送达冻结通知书。
此外,在公安机关进行电信网络诈骗资金返还时也有决定书和通知书两个文书,但《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案件冻结资金返还若干规定》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资金返还工作时,应当制作《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冻结资金协助返还通知书》,由两名以上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持本人有效人民警察证和《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冻结资金协助返还通知书》前往冻结银行办理返还工作。”“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返还时,应当对办案人员的人民警察证和《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冻结资金协助返还通知书》进行审查。”也即银行只需要审查通知书即可。
综合来看,裁定书、决定书尽管对不特定对象均有约束力,但具体到银行协助执行方面,银行审核最终还是应当以通知书为准。但从减少争议,防控风险角度,最好能够认真对比两个文书间有无矛盾,如果有应让有权机关工作人员进行释明并在文书上标注签字。
当有权机关之间存在委托或移送关系时,相关文书审核比较复杂,没有一个明确标准,在实务当中争议极大。下面将分为委托场景和移送场景下一一分析。
委托场景主要指有权办理查询、冻结、扣划业务的机关因为在外地等原因无法亲自前来,而委托本地有权机关持委托机关文书代为办理的情况。
以法院为例,《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被执行人或者被执行的财产在外地的,可以委托当地人民法院代为执行。受委托人民法院收到委托函件后,必须在十五日内开始执行,不得拒绝。执行完毕后,应当将执行结果及时函复委托人民法院;在三十日内如果还未执行完毕,也应当将执行情况函告委托人民法院。”
同时按照2017年发布的《关于严格规范执行事项委托工作的管理办法(试行)》的有关规定(该规定为法院内部规定,理论上对银行没有约束力),“委托法院进行事项委托一律通过执行办案系统发起和办理,不再通过线下邮寄材料方式进行”,“委托法院发起事项委托应当由承办人在办案系统事项委托模块中录入委托法院名称、受托法院名称、案号、委托事项、办理期限、承办人姓名、联系方式,并附相关法律文书。经审批后,该事项委托将推送至人民法院执行事项委托系统,委托法院执行指挥中心核查文书并加盖电子签章后推送给受托法院。相关法律文书应当包括执行裁定书、协助执行通知书、委托执行函、送达回证(或回执),并附执行公务证件扫描件。委托扣划已冻结款项的,应当提供执行依据扫描件并加盖委托法院电子签章。”
对检察院、公安和国安而言,《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第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需要跨地区办理查询、冻结的,可以按照本规定要求持协助查询财产或协助冻结/解除冻结财产法律文书、有效的本人工作证或人民警察证、办案协作函,与协作地县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联系,协作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应当协助执行。办案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过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信息化应用系统传输加盖电子签章的办案协作函和相关法律文书,或者将办案协作函和相关法律文书及凭证传真至协作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协作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接收后,经审查确认,在传来的协助查询财产或协助冻结/解除冻结财产法律文书上加盖本地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印章,由2名以上办案人员持有效的本人工作证或人民警察证到银行业金融机构现场办理,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从上述规定来看,委托的场景下,委托的有权机关几乎都会将委托函/协作函等文件发送给受托方,而银行的内部规定通常也要求有权机关提供委托函/协作函以证明委托关系。
但是现实当中,时常会出现受托方到银行办理查冻扣业务时未带来委托函/协作函,坚持要求银行办理的情况,此时有权机关往往会主张委托函/协作函是内部要求,无需向银行出具。而我们看上述法条虽然都说了委托机关需要向受托机关发送委托函/协作函,但的确未说明受托机关应持委托函/协作函到银行办理查冻扣业务。作为银行查冻扣依据的《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也只是将通知书、裁定书、决定书等作为必备要件,未提及委托的情况。银行审核委托函/协作函的主要原因在于委托的情况下,有权机关提供的是委托机关的法律文书,但来的办案人员却是受托机关的人员,这与一个有权机关的工作人员只有权办理本机关的事务的常识相违背,因此银行要求受托机关出具委托函/协作函来证明本机关工作人员有权执行委托机关的事务有一定道理。
面对银行规定与有权机关要求之间的冲突,笔者认为委托场景中由于冻结、续冻、解冻、扣划等指令均是由委托机关做出,受托机关工作人员往往只是代为送达,银行对已冻结账户做续冻、解冻、扣划操作均是基于原冻结机关(委托机关)通知书内容所作,风险是相对可控的,此时,银行做好受托机关办理人员的双人证件核验即可,受托机关未持有委托函/协作函不应该作为银行拒绝协助执行的理由。在实务当中,可以尽量要求受托有权机关提供委托函/协作函,在受托机关拒绝提供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联系委托机关等方式对委托关系进行确认,或者充分信任受托机关进行办理笔者认为也无不可,但不能因未提供委托函/协作函而拒绝办理。
这里的移送场景主要是指原进行冻结的有权机关,将案件及对账户的冻结、解冻、扣划等权限移交给另一有权机关的情况,原有权机关做出的冻结变为新有权机关的冻结,新有权机关以自己的名义进行续冻、解冻与扣划操作,包括同类有权机关之间移送(如A法院移送至B法院)和不同类有权机关之间的移送(如A公安机关移送至B法院)。
案件的移送场景主要包括:民事案件移送管辖和保全措施、刑事案件随着案件进展从侦查阶段进入起诉和审判阶段的案件移送、移送执行、案件委托执行等。(参考银行协助存款冻结、扣划业务中的常见法律问题分析一文第三部分)
由于只有原冻结机关才有权对已冻结财产进行续冻、解冻、扣划,因此,银行需要对移送关系进行形式上的审核,确保新有权机关具备相应权限。这点与委托关系下,委托机关对自身进行冻结进行续冻、解冻、扣划有着本质差异。若银行未尽到合理审查义务,导致其他有权机关错误的解冻、扣划了原冻结机关已冻结的财产,将很可能被认定为擅自解冻转移财产进而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在移送关系如何审核的问题上争议同样很大。
以法院为例,法院系统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型的规定:
一、业务办理时不需要提供移送文书,仅在裁定文书中载明相关情况即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但裁定中应当指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根据该规定法院无需提供侦查机关移送文书就可以直接裁定对已冻结财产进行处置,只需要在裁定中指明侦察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即可。
二、业务办理时需要提供移送文书。但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的批复》中,首先查封法院将查封财产移送优先债权执行法院执行时,又明确规定“财产移送执行后,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在处分或继续查封该财产时,可以持首先查封法院移送执行函办理相关手续。”除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委托执行的情况下,同样规定“受托法院需要继续查封、扣押、冻结,持委托执行函和立案通知书办理相关手续”。(这里的委托执行是由受托法院全权接手后续的执行事务,将案件变为受托法院自身的案件,未来续冻、扣划、解冻等均以受托法院名义作出)
三、未就持何文书作说明。《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六十条规定:“当事人向采取诉前保全措施以外的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的,采取诉前保全措施的人民法院应当将保全手续移送受理案件的人民法院。诉前保全的裁定视为受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该条仅对法院之间的移送关系及保全手续的移送做了要求,并未就对外如何提供材料作说明。
综合来看,在法院的执行工作过程中并不是必然要出具移送文书来证明自身具有执行权力。尽管部分场景下司法解释规定了法院应出具“移送执行函”、“委托执行函”等文书,但在现实中移送原因多种多样,银行几乎无法判定案件类型和具体场景,也就更无法根据不同移送情形对应的找到相应规范向法院索要文书,更何况银行只对文书有形式上的审查义务。
法院系统对案件/执行权移送的相关规定算是比较多的,笔者检索了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因案件移送导致续冻、解冻机关与原冻结机关不一致时的相关规定,几乎没有对所需文书的表述。
基于此,笔者认为由于移送情形下会直接造成B有权机关对A有权机关所做的冻结措施进行变更,直接违反《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第十八条“在冻结期限内,只有在原作出冻结决定的有权机关作出解冻决定并出具解除冻结存款通知书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才能对已经冻结的存款予以解冻”的规定,因此办理此业务应当慎重审核移送关系和有权机关权限。
总体来说以信任有权机关为大原则,尽可能要求有权机关提供移送文件,或至少在文书中表明案件移送的事实。当以上文件有权机关均拒绝或无法提供时,若办理的是解冻或扣划业务则务必与原有权机关联系确认后再进行办理(如果是原有权机关的上级机关通常可以办理),同时建议要求办理人员在文书上补充注明执行权移送情况并签字。若为续冻业务由于不会对原冻结机关冻结利益产生损害,协助办理的风险相对较小,可以要求办理人员在文书上补充注明执行权移送情况并签字后再行办理。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法律法规要求的文书通常名称为“通知书”,但是并不是所有有权机关请求银行协助执行的文书名称都叫作“通知书”。例如,在刑事案件中,有些法院会使用《查询存款函》、《查封(扣押、冻结)令》、《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令》来办理查询、冻结和解冻业务。(胡云腾、黄祥青主编《最新刑事诉讼文书样式》第327页、第218页、第221页)。
遇到此类不常见文书类型时,需要关注文书内容,确认文书是否只是有权机关的内部公文,是否具有对外效力。此外,最好与本行法律部门进行确认,确保文书真实有效。
并不是所有账户或账户内的所有款项有权机关均有权冻结或扣划。有权机关不能冻结相关账户和款项主要有以下两类原因:
1、款项不属于账户持有人所有,或因质押等原因他人对资金享有优先权:
各类保证金、质押存单等性质上仍属于账户所有人财产,但因为具备担保属性,第三方有优先权,因此可以冻结,但不得扣划。若后续优先权消失,冻结的有权机关可以扣划;
特定非金融机构备付金由于性质上属于客户共有的资金,机构只是代为保管,因此不得冻结和扣划。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期货交易有关资金也同理。
2、由于账户的特殊性质,为维护公共利益,基于公共政策考量。
例如,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国家粮棉油政策性收购资金、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社会保险基金等。
由于对于特殊款项和账户的规定散见于各类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当中,而不同规定的适用对象不同,此外特殊款项和账户虽然规定了原则上不得冻结、扣划,但总是有例外,如许多法律法规上会写“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或是“用于xxx除外”。
法律、行政法规约束所有有权机关,例如,《预算法》作为法律规定了国库库款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不得冻结、扣划,《预算法实施条例》作为行政法规规定了财政专户资金未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同意不得冻结、扣划,而法律、行政法规对所有有权机关具有约束力,因此无论是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还是监察机关都必须遵守。
法院系统对于不得冻结、扣划的财产、账户规定最多、最完善,然而并不是所有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都对其他有权机关具有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如果为刑事相关通常也约束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所规定的不得冻结的账户就包括“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规定不得冻结的账户和款项”。然而,最高人民法院对于不得冻结、扣划账户、款项的大量规定为民事相关,并且许多是规范性文件,对公安机关、检察院等有权机关没有强制约束力,如果其他有权机关一定要求银行冻结,银行最多只能提示,不能依据人民法院的规定拒绝。
法院规定以外,《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查封、冻结措施有关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不得冻结的款项、账户有相对完善的规定(由于上述法规出台时监察委员会尚未成立,相关职能主要由检察院履行,因此理论上上述规定也适用于监察机关,但在后文总结表中笔者并未列入)。
但其他有权机关如税务机关、证监会等行使行政职权采取冻结、扣划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只有法律、行政法规上的原则性规定,如不得冻结存款、汇款的数额应当与违法行为涉及的金额相当,不得查封、扣押与违法行为无关的财物等。
以下为部分特殊款项的汇总表,供各位参考:
法院可以冻结,不得扣划 | |||
法院可以冻结,不得扣划 | |||
| 质押存单 | |||
| 商品房预售监管资金 | |||
| 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 | |||
按照此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局的文件要求,银行应当在系统中对特殊账户进行标识,当遇到有权机关要对特殊账户或款项进行查冻扣时,要做好提示说明工作。
具体到有关账户上,《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银保监会关于做好防止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工资保证金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有关工作的通知》规定,银行认为人民法院要求其协助冻结、扣划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和工资保证金的行为违法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处理。银行接到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对两类账户资金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指令时,应当通过人工或系统等方式,向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提示该账户性质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并同时将相关情况告知两类账户监管部门,两类账户监管部门有权提出异议,两类账户监管部门提出异议的,异议审查期间不得查封、冻结或者划拨两类账户资金。
以上规定可以作为银行制定处理有权机关要求冻结或扣划特殊账户和款项工作流程的参考。一是在系统层面对上述账户进行标记,在办理查询、冻结、扣划等业务时提示柜员账户属于特殊账户;
二是受理柜员提示有权机关账户属于特殊账户或特殊款项,笔者建议此时应要求有权机关签订特殊账户、特殊款项告知书,告知书上记载告知事项,要求有权机关勾选是否继续执行冻结或扣划,若有权机关勾选放弃执行,则在有权机关工作人员在告知书上签名后将回执送交有权机关,已表明是有权机关主动放弃冻结、扣划,并非银行拒绝配合;
三是若有权机关要求继续执行,则应立刻向账户的监管单位报告。如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相关行业工程建设主管部门报告;预算资金账户向财政部门报告等。由于银行对于有权机关冻结、扣划只有形式上的审查,没有实质审查的权利和义务,况且所谓不能冻结、扣划的账户、资金往往都有例外情况允许冻结、扣划。若要求执行的有权机关执意要求办理,应让有权机关在告知书上勾选继续办理并签字后再进行办理,确保工作的留痕。若被要求冻结、扣划的账户涉及本行享有优先权的产品(如质押存单、保证金等)应及时向信贷、法律等部门报告,确保相关部门能够及时提出执行异议,保障本行权益。
按照《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第十三条的相关规定,银行在收到查冻扣手续后,到业务办理完毕前不得向被查询、冻结、扣划单位或个人通风报信。
在业务办理完毕后,如果是查询业务,有权机关要求予以保密的,银行应当保守秘密。如果是冻结、扣划业务,则规定为根据业务需要可以通知存款单位或个人。
《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第二十五条同样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办理完毕冻结手续后,在存款单位或者个人查询时,应当告知其账户被冻结情况。被冻结款项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冻结有异议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告知其与作出冻结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联系。”
由此也可以发现,有权机关的查询情况是不能向客户随便透露的,特别是刑事案件,很有可能案件处于侦查阶段向客户透露有权机关的查询信息可能导致打草惊蛇,影响有权机关案件办理;民事案件虽然危害可能相对较小,但同样可能出现客户知道有人查询后转移财产的情况。并且查询对客户而言通常是无感的,因此通常客户不会询问银行自己账户是否被查询。
冻结、扣划会直接损害客户的财产权益,银行虽然没有义务主动将冻结、扣划情况告知客户,但当客户询问时银行有义务将冻结、扣划事实及办理冻结、扣划机关的名称、冻结书号、冻结起止日期(如有)等基础信息告知客户,但对于一些涉及案件具体内容的信息以及办理人员名称等信息则不宜告知客户,有权机关提供的文书也不建议直接给客户看,如客户有异议应引导客户与作出冻结决定的有权机关联系。
此外,当有权机关冻结、扣划完毕后不建议银行立刻主动将相关情况告知客户,特别是在刑事案件的情况下。
刑事案件中,公安、检察院、国安等机关在完成冻结后出于防止涉案资金转移、快速打击犯罪的目的通常无需主动告知被冻结人。《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中规定的主动告知财产冻结状况的情形是在公、检、国安查明冻结财产与案件无关后,应将解除冻结情况告知财产所有人(第二十三条)。因此,刑事案件中为防止案件泄密并不建议主动告知客户冻结情况,除非是因冻结影响某些业务正常办理的再根据业务需要选择是否将相关情况主动告知客户。
不过,刑事案件也有例外,在监察机关办理案件中,权利人往往已处于留置状态,监察机关冻结财产是需要通知权利人并要求其在冻结财产告知书上签字的(《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一百四十一条),因此在将监察机关冻结情况告知客户的时间选择上可以相对宽松,但同样不建议完成冻结后立刻告知。
民事案件中对冻结、扣划后有权机关的告知义务有明确的规定。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的,应当依法制作裁定书送达被执行人,并在实施执行措施后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双方当事人,或者以方便当事人查询的方式予以公开。”《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财产保全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或者法律规定的其他方法。人民法院保全财产后,应当立即通知被保全财产的人。”不过因为民事诉讼中,由法院来进行告知,银行除非因冻结影响了业务办理否则没必要向客户告知。
回执是银行向有权机关反馈查冻扣业务办理结果信息的书面凭证,其反映的是银行查冻扣业务的完成情况。
在回执的填写上银行应根据自身业务系统反馈信息如实填写,但应注意系统内记录信息和词语用法与“法言法语”的区别,以及系统逻辑与一般理解的区别,尽可能按照“法言法语”和有权机关看得懂的语言进行反馈。
例如,在某银行的系统中有权机关在对可用余额为0的账户进行首次冻结时,系统会显示“轮候”,资金进入后会显示“生效”,但是该显示内容仅能作为银行内部参考,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银行在回执上标注为“轮候”很可能让有权机关误认为该笔冻结为“轮候冻结”进而产生争议。
再如,某银行的系统中有权机关办理续冻时,前一笔冻结金额为10000元,但由于续冻办理时前一笔冻结尚未失效,续冻要在前一笔冻结失效后起算,因此系统反馈结果的冻结金额为0,此时若向有权机关反馈冻结金额为0,则可能产生争议,因为续冻应延续前一笔的冻结金额,因此应向有权机关反馈的冻结金额应该为10000元。
此外,法院给的回执模板通常为“应冻结……元,已冻结……元,未冻结……元”,三者应当分别对应“要求冻结的金额”、“实际冻结的金额”和“要求冻结的金额与实际冻结的金额的差额”。例如,有权机关要求冻结某账户10000元,账户内实际有资金6000元,此时回执应填写“应冻结10000元,已冻结6000元,未冻结4000元”。
当前让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许多银行就算实际上未足额冻结相应的金额,在“已冻结”金额上也会写“要求冻结的金额”,在前例中他们会写成“应冻结10000元,已冻结10000元,未冻结0元”。笔者猜测这可能是员工将系统操作和回执内容混淆导致的,误认为应冻结金额是有权机关要求冻结金额,已冻结金额为系统操作冻结的金额。
据笔者检索,已有多家银行因上述写法导致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参考案例如下:
案例一:2017年浦发银行杭州分行某支行在为杭州西湖法院办理对某对公账户财产保全的续冻业务时误将“应冻结金额137897.6元”笔误写成“已冻结137897.6元”。杭州西湖法院前往浦发银行执行扣划冻结款项时,被告知出具的回执内容系工作人员的失误所填,实际并无财产可供执行。后执行申请人将浦发银行告上法庭,要求银行赔偿137897.6元,并赔偿利息损失,法院最终酌定浦发银行承担60%的赔偿责任。
本案二审法院认为:“根据被上诉人(申请执行人)一审提交的证据,前案执行过程中,其提交了除案涉账户之外的其他财产线索。上诉人(浦发银行)的笔误使得被上诉人及执行法院相信被上诉人申请执行的款项已全额冻结,从而执行法院没有对其他财产线索进行查封或冻结,被上诉人亦未继续提交可能的财产线索。因此,一审认定上诉人的笔误与被上诉人申请的执行款项未执行到位存在因果关系正确。考虑到执行过程中的其他可能性,一审酌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损失的60%并无不当。((2019)浙01民终6727号)
案例二:2013年苏州某银行在协助苏州吴江区法院办理对某账户55万元的财产保全业务时,填写回执载明:应冻结55万元,已冻结55万元,未冻结0元。后法院判决该公司支付给申请执行人货款55万元,并到银行扣划前述已“冻结”存款,被告知前述冻结的账户内冻结当日仅有余额900元,至扣划日有存款137000元,最终申请执行人413000元的债权未能实现。申请执行人以银行出具的虚假冻结凭证,致使尚有413000元的债权无法实现为由起诉银行赔偿损失413000元。
银行的答辩认为被告经办人员在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回执上填写已冻结55万元,未冻结0元,其意思表示是已按通知书要求冻结的金额对相关账户进行了冻结。即使因回执的填写造成了吴龙公司一定的误解,最多也只是银行的工作瑕疵,该瑕疵不足以导致银行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但法院认为按照文义解释和社会公众的一般理解,银行填写的回执中“应冻结55万元,已冻结55万元,未冻结0元”,应解释为该行已按法院的要求实际、足额冻结了力新公司银行存款55万元。被告虽履行了协助法院冻结55万元的义务,但未如实告知实际冻结金额,被告出具的上述回执足以造成他人误解。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其经办人员应该熟悉协助执行相关程序,且相关法律、规范性文件也对其办理协助执行规定了具体义务。本案中,因被告经办人员疏忽,出具了与账户实际余额不符的冻结回执,未尽到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较高的注意义务,故应当认定被告存在过错。基于对银行出具回执的信任,法院未对吴龙公司提供的力新公司在另一家银行的账户采取冻结措施,而事实上力新公司的上述账户在保全至执行期间确有资金往来,银行出具与账户余额不符的冻结回执的行为直接导致了上述账户内的资金未能得到保全。因此,银行出具与账户余额不符冻结回执的行为与力新公司在该账户内的资金流失具有因果关系。
最终法院结合银行过错程度、申请执行人对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的举证情况等因素综合判定银行向申请执行人赔偿1万元。(苏州市吴江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填错协助冻结存款回执 苏州一银行被判令赔偿损失》)
基于此,如何填好回执是业务经办人员必备的基本功,笔者总结了一些常见情境下回执的填写方式,供各位参考:
1、首冻:
(1)足额冻结:应冻结 1万 元,已冻结 1万 元,未冻结 0 元,冻结日期: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原因:/
(2)未足额冻结:应冻结 1万 元,已冻结 4000 元,未冻结 6000 元,冻结日期: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原因:余额不足
2、轮冻:
应冻结 1万 元,已冻结 0 元,未冻结 1万 元,冻结日期:自生效之日起1年/2026年1月1日到2026年12月31日,原因:此笔为轮冻,在先有2笔冻结。
3、续冻:
首冻续冻:应冻结 1万 元,已冻结 1万 元,未冻结 0 元,原因:本笔为续冻,原冻结到期后执行
轮冻续冻(特殊情况按照轮冻要求写):应冻结 1万 元,已冻结 0 元,未冻结 1万 元,原因:此笔为轮冻,在先有2笔冻结。
4、扣划后续冻的回执填写:
办理扣划后原冻结金额会变为扣划后的剩余金额,此时“应冻结金额”应填写扣划后的剩余金额,“已冻结金额”填写办理续冻时的账户余额,“未冻结金额”填写前两者差值。
例如,最初冻结金额为10万元,扣划2万元后到银行续冻:
应冻结8万元,已冻结8万元,未冻结0元,原因:原冻结金额为10万元,已扣划2万元,剩余可续冻金额为8万元。
如果有权机关坚持冻结10万元,则多出2万元不能做续冻,若账户上无轮冻可按10万元做一笔新的冻结,若账户上存在轮冻需重新就2万元冻结出具通知书,2万元作为轮候冻结。
5、冻结后扣划:
原要求冻结10万元,实际冻结10万,要求扣划2万元,回执填写:
应扣划2万元,已扣划2万元,未扣划0元,原因:注:剩余实际冻结金额为8万元。
原要求冻结10万元,实际冻结6万元,要求扣划2万元,回执填写:
应扣划2万元,已扣划2万元,未扣划0元,原因:注:剩余实际冻结金额4万元,剩余应冻结金额8万元。
(1)《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除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外,并可以予以罚款:……(二)有关单位接到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后,拒不协助查询、扣押、冻结、划拨、变价财产的……人民法院对有前款规定的行为之一的单位,可以对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有关机关提出予以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
第一百一十八条 :“对个人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十万元以下。对单位的罚款金额,为人民币五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拘留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下。”
(2)《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第二十八条:“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并责令银行业金融机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必要时,予以通报批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故意推诿、拖延,造成应被冻结的财产被转移的;(四)其他无正当理由拒绝协助配合、造成严重后果的。”
(3)《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三条:“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拒绝接受税务机关依法检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存款帐户,或者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结存款或者扣缴税款的决定,或者在接到税务机关的书面通知后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转移存款,造成税款流失的,由税务机关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4)《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七十一条:“金融机构等相关单位未依照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协助公安机关采取紧急止付、临时冻结措施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公安机关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公安机关可以建议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经常被法院用来作为处罚银行的依据,根据该规定法院不仅可以处罚单位和个人,还可以对相关负责人进行拘留。此前陕西安铁法院曾因陕西某银行故意规避、拖延、拒不配合法院的执行被法院罚款100万元,并且法院还对该银行负责人拘留15日并罚款10万元。
相比之下,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在此方面的规定约束力会弱一点,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协助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查询冻结工作规定》,银行不配合公检国安的执行是由金监局负责处罚。不过在一些特殊场景下,银行不按照公安机关要求办理冻结也可能被公安机关处罚,如上文的《反有组织犯罪法》第七十一条。
此外,根据《税收征管法》税务机关对于银行不配合查冻扣的也有权进行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2020修正)》第二十六条:“金融机构擅自解冻被人民法院冻结的款项,致冻结款项被转移的,人民法院有权责令其限期追回已转移的款项。在限期内未能追回的,应当裁定该金融机构在转移的款项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本条可能会导致银行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实务中有银行误将续冻做成轮冻,法院依据此条要求银行承担了1.74亿元的赔偿责任。不过,当前本条经常被各级法院扩大化适用,导致银行的责任范围被过度放大,后文当中也会有相应案例。不过,好在许多地区省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判例对该条适用都采取了限缩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银行过重的注意义务。
对申请执行人的赔偿责任主要依据的是《民法典》关于侵权责任的规定,若银行因自身过错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的,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前文中银行因回执写错导致申请执行人未能及时保全、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给申请执行人造成损失的,银行需要根据自身的过错承担程度和给申请执行人造成的损失数额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点银行擅自解冻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赔偿责任可以认为是第三点对申请执行人的赔偿责任的特殊情形。银行擅自解冻一方面是对申请执行人的侵权,另一方面损害有权机关的权威,针对此种情形,执行法院可以直接责令银行限期追回已转移的款项,并裁定在转移的款项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而无需经过审判程序考虑过错程度。若银行的行为尚不构成擅自解冻,则适用第三点,第三点适用以申请执行人告诉为前提,需要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并结合银行过错程度、造成实际损失金额综合判定赔偿责任。
有关拖延执行导致被罚款的案例非常多,银行拖延执行或拒不执行的原因主要有:1、基于内部规定;2、支行负责人/员工对执行工作不重视故意拖延。笔者找了三个案例供诸位参考:
案例一:2017年3月10日,肃北法院两名工作人员前往酒泉农商银行办理冻结业务,向银行出示执行干警的工作证、执行公务证及协助冻结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后,银行以工作人员未提供个人身份证为由拒不协助(按照该行内部规定执行人员需提供身份证)。法院再三释明出示工作人员个人身份证的要求于法无据,并告知银行拒不协助的法律后果,但银行仍拒绝执行。最终法院以银行的行为严重妨碍了法院的执行工作为由,对该行罚款50万元。(人民法院网:《甘肃一银行拒不协助法院执行扣款被罚50万》)
案例二:2016年3月24日,上海一中院辖区的执行法官到某金融机构营业所,在出示工作证、执行公务证后要求其协助办理解除冻结银行存款的有关事项。然而,营业所以其内部规定要求“必须有两名执行人员持工作证、执行公务证才能办理”为由对法院的协助请求不予受理。执行法官当即作了法律释明,并留置送达了相关法律文书,告知其应依法履行协助义务,否则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此后,案件当事人小李去该营业所取钱,却被告知账户仍未解冻。得知情况后,2016年8月18日,法院两名执行法官与两名法警再次来到该营业所要求其立即协助办理解冻事宜,然而营业所仍以单位有内部规定,需要审核为由拖延履行协助义务。在口头告诫无效后,执行法官遂依法决定采取强制措施带走阻碍执行的营业所工作人员。执法过程中,却遭到营业所工作人员拨打“110”报警电话阻挠,并引起群众围观,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据此,法院依法对该营业所做出罚款10万元的决定。(《沪一金融机构因不配合法院执行被罚十万元》,《民主与法制时报》2016年11月20日,第167期)
启示:银行工作人员业务办理过程中坚持行内制度的行为固然值得肯定,但是行内制度难以完全覆盖纷繁复杂的有权机关执行场景,前台工作人员能力和精力有限无法细致研究,这就要求工作人员拿不准有权机关的执行请求是否合法合理时应及时请示,中后台管理人员也应精进自身知识这样才能在面对有权机关各类请求时从容应对。
案例一:2016年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到某银行办理120万元存款扣划业务时工作人员以领导在外地开会、无法授权划拨为由不予配合,并称等领导回来后予以请示。随后,执行人员又两次到该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仍以没有得到行长授权、被执行人账户为保证金账户为由,拒绝划拨,导致执行工作受阻。川汇区法院对该金融机构拒绝协助执行行为进行了合议,对该金融机构拒不协助划拨的行为罚款。(周口市汇川区人民法院:《拒不配合法院执行 一金融机构被罚》)
案例二:2024年某日11时安铁法院到陕西某银行办理扣划业务,但该银行工作人员以审核人员下班、扣划需银行负责人签字、系统审核不通过等原因,拒不协助该院办理冻结、扣划业务。直到当日19时以大额转款系统关闭为由,仅扣划1400余元。执行法官于当日12时开始,通过直接联系、银行工作人员代为联系,多次拨通该银行负责人电话,要求其到单位协助执行,但该负责人却在表示尽快到达后屡屡爽约。最终该负责人经法院多次警告,迫于强大执行威慑,才于19时20分到达银行,其故意规避、拖延、拒不配合法院执行的行为,严重妨害了法院正常执行工作,致使存款未能扣划到位。鉴于该银行拒不履行协助义务、银行负责人阻碍法院执行职务,法院对该银行负责人进行询问,该银行负责人对银行及自身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安铁法院根据违法行为事实、后果,决定对协助执行人陕西某银行罚款100万元,对该银行负责人拘留15日并罚款10万元。(中国执行公众号:《安铁法院:银行拒绝履行协助执行义务 单位及负责人被双罚》)
启示:一些员工乃至支行负责人对于协助有权机关执行工作的严肃性认识不足,协助执行工作要求支行负责人签字本是为了防范风险,但在以上案件中却成为风险的来源。部分支行负责人出于维护客户和存款规模等原因有时会对协助执行工作表现出抗拒情绪、拖延执行,进而可能引发风险事件。对此应考虑是否应该权限上收,避免营销任务过分影响业务合规性,同时应加强对业务相关人员的培训,提升员工及支行负责人认识。
《金融机构协助查询、冻结、扣划工作管理规定》第十三条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在接到协助冻结、扣划存款通知书后,不得再扣划应当协助执行的款项用于收贷收息,不得向被查询、冻结、扣划单位或个人通风报信,帮助隐匿或转移存款。 ”
根据该条规定银行在接到冻结、扣划通知书时协助义务已经开始,尽管账户尚未被冻结,但银行已不能再就该账户内资金进行扣划以收贷收息,更不能向被冻结、扣划单位通风报信,帮助其隐匿或转移存款。
但是现实中以上问题总是屡禁不止,部分支行工作人员和负责人出于维护客户、“保障”本行贷款权益等因素考量,经常出现以上违规行为,以下是典型案例:
宝安法院受理潘XX申请执行深圳市龙华XX股份合作公司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后,于2007年11月16日11时,查询到被执行人在深圳XX商业银行XX支行有存款61万余元。当日15时,法院承办人即前往该银行冻结被执行人存款。在办理冻结手续过程中,该银行的工作人员故意拖延时间,并告知承办人被执行人帐户余额只有1万余元。于是,法院依法调取了当日被执行人银行帐户的帐目明细资料,发现在法院承办人在该银行办理冻结手续过程中,该银行的工作人员以还贷款的名义已于当日15时23分25秒擅自将被执行人帐户内的存款60万元转移,严重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鉴于此,宝安法院依法作出罚款决定,对深圳XX商业银行XX支行处以人民币三万元的罚款,同时责令该银行将其转移的被执行人存款退回原帐户。(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银行擅自转移被执行人存款获罚》)
除了不得通风报信和扣划客户存款用来还贷外,某一支行在接到有权机关的冻结、扣划通知时,理论上在冻结、扣划业务结束前,同一家支行内就不应再给该客户办理资金取款、划转等业务。若为客户先来,通知书后到,银行工作人员发现后也应及时停止为客户办理相关业务。
此前就发生过法院要求冻结被执行人名下a账户。业务办理没多久,被要求冻结账户的所有人就来到网点到隔壁柜台要求办理自己名下b账户的转账业务。业务办理过程中法院发现被执行人还有b账户,就又送达了对b账户的冻结手续,但该手续送达时b账户的转账业务已办理完毕。针对此案,最高院认定银行虽然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疏忽,但不属于擅自解冻,并撤销了当地法院要求银行对转移金额承担赔偿责任的裁定。((2021)最高法执监564号)不过,银行在此前已因未及时采取措施被罚款了50万元,并且被最高院认为在业务办理中存在一定过错,后续若申请执行人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银行还是可能根据过错承担承担一定赔偿。
一般情况下,账户所有人名下的账户被冻结后通常不会影响其再次开立账户进行资金结算。账户被冻结后,银行为其新开账户办理资金结算的通常不会被认定为“擅自解冻,致冻结款项被转移”的情形。((2018)最高法执监481号)
但是如果是在未足额冻结的情况下,银行截留本应汇入被冻结账户的资金(如汇款人本来资金汇入账户填写的是a账户,但银行因a账户已被冻结,而将资金转汇入b账户)则可能被认定为“擅自解冻”并被责令以自己财产承担相应责任,对此可以参考以下这个案例:
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天津某公司与被执行人甘肃省民乐县某公司货运代理案过程中,天津海事法院执行法官胡英杰于2018年12月27日将甘肃民乐县某公司在甘肃某银行的外汇账户予以冻结。2019年1月30日,案外人KBM公司向甘肃省民乐县某公司的外汇账户汇入14万美金,虽然该外汇在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可以直接结汇,但应结汇到法院冻结的该外汇账户中以完成协助法院执行的义务。然而,甘肃某银行却为自己客户利益结汇到被执行人其他的外汇账户中,属于擅自转移被人民法院冻结款项的情况。天津海事法院依法责令甘肃某银行追回该被执行财产,但该银行未能追回。最终,天津海事法院责令该银行以自己财产承担相应责任。(《银行不履行协助义务 法院依法开出罚单》天津法院网)
在账户存在多笔冻结的情况下,有权机关在冻结到期前办理续冻的仍可保持原本的冻结顺序,若在冻结时未选择续冻原本在先顺序的有权机关将变为最后顺序的轮冻。银行对于有权机关的冻结行为是否为续冻具有审核的义务,银行未尽审核义务将续冻做成轮冻影响有权机关执行的可能承担赔偿责任。
2019年天津银行唐某路南支行在协助河北高院办理对某公司2亿元(实际冻结1.79亿余元,该账户从2017年3月开始被冻结,河北高院分别于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3月共续冻4次,2019年冻结文书上未注明为续冻)资金的冻结业务时未选择续冻,导致后顺序的唐山中院成为首冻法院(2018年5月唐山中院因另案冻结了某公司2亿元)。2019年唐山中院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账户内1.79亿余元资金扣划并支付给了另案申请执行人。2021年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河北高院指定唐山中院负责。唐山中院扣划时发现账户内已无资金,遂向天津银行唐某分行下发(2021)冀02执4346号裁定书要求该行自通知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追回已被转移的款项1.74亿元。
天津银行唐某分行对上述裁定不服先后提出执行异议和执行复议,分别被唐山中院和河北高院驳回。为追回款项,天津银行唐某分行又对唐山中院另案已执行的款项提出执行异议、执行复议和执行监督要求唐山中院返还因另案已被执行走的1.74亿余元,又分别被唐山中院、河北高院和最高人民法院驳回。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金融机构在限期内未能追回已转移的款项的,应当在转移款项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
在裁定书中河北高院认为:本案2019年向复议申请人送达的协助冻结手续上虽然没有标明“继续冻结”“继续暂停支付”字样,但该次协助冻结手续上案号仍为“(2018)冀执保17号”,及据以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当事人、要求冻结金额与本案2018年时的冻结均完全一致,且复议申请人给本案的冻结回执上亦同样显示“应冻结200000000元,已冻结179413909.39元”内容,故本案2019年对争议款项的冻结应属本案的继续冻结。作为经常性协助人民法院冻结义务人银行存款的专业金融机构,复议申请人负有高于普通民事主体的审慎义务,有义务将复杂的不同法院、不同案件对同一账户、同一笔款项的冻结措施协助内容特别是冻结顺位予以厘清,以免出现不应有的差错。((2023)冀执复346号)
启示:河北高院的观点有加重银行责任,掩饰自身错误的嫌疑,以上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争议。如前文提到的由湖南高院受理的(2020)湘执监7号案,该案中法院想要续冻某公安机关已冻结的账户,在提交的刑事裁定书上标注了“续冻”,但在通知书上则标注为“冻结”,银行按照指令办理了冻结,导致法院冻结变为轮冻。对此,湖南高院认为银行应当按照通知书所载内容办理,银行“作为协助执行义务人,不对生效法律文书进行实质审查,也无权审查xxx法院协助冻结存款通知书与xxx刑事裁定书的一致性。”并最终撤销了xxx法院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裁定。
由此可发现,不同法院对于银行审核义务范围及责任的认定是有差异的。在河北的案例中,未在通知书上标注“续冻”在一定程度上是河北高院的工作失误,此时银行向其提出复议被驳回的可能大增。不过湖南案例中对银行有利的一点是该案毕竟是法院续冻公安机关的冻结,此时银行也无法通过案号、有权机关是否相同要素审核出案件可能是续冻。加之,银行的确也存在一定工作失误,例如回执填写错误等,因此很难说河北高院判的就不对。
因此,面对将续冻做成轮冻的风险银行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在办理冻结业务前询问有权机关此前是否进行过冻结、本笔冻结是否为续冻。同时,做好裁定书、通知书的检查工作,以通知书为主,同时关注裁定书当中的判项等关键内容。最后,办理冻结业务前应通过授权要求等方式让前台人员形成习惯查看该账户上已有冻结,观察案号等内容与此次案件是否一致,如一致则应进一步询问有权机关是否为续冻。
实践中司法机关的冻结执行诉求多种多样,银行系统难以完全满足司法机关冻结需求,或所达到的效果可能与法院预期存在差异,一旦银行协助执行结果与有权机关特别是法院的冻结指令或预期达到的效果不一致时,将会产生争议。当面对有权机关特别是面对法院系统时,由于法院掌握最终解释权银行常常会陷入被动。因此,应尽可能在协助执行时向有权机关清楚解释银行系统规则,避免产生有权机关以为的内容与实际结果不一致的情况。
2019年4月25日,长沙中院要求莱州农商银行某支行协助冻结烟台某公司的银行存款300万元,莱州农商银行冻结后在回执上注明应冻结300万元,已冻结1,869,645.37元,冻结期限1年(从2019年4月25日起至2020年4月24日止)。后长沙中院在冻结到期前于2020年4月15日和4月17日分两次进行续冻,分别续冻1,869,645.37元和1,130,354.63元,合计300万元。但莱州农商银行系统将后一笔续冻覆盖了前一笔续冻,最终只冻结1,130,354.63元。2020年7月3日某公司分四笔从账户中转出118.3万元,后又被代扣税款和手续费1349.3元,共计1,184,449.3元。长沙中院据此做出裁定要求协助执行人莱州农商银行在未追回的1,868,149.45元范围内,以自己的财产向申请执行人承担责任。莱州农商银行不服提出执行异议被长沙中院驳回,但因账户转出金额为1,184,449.3元将责任承担的金额范围调整为1,184,449.3元。((2021)湘01执异173号)
启示:在笔者看来,本案中莱州农商行的系统逻辑并无明显问题,有权机关续冻的金额一般可以小于原冻结金额,但不能高于原冻结金额。长沙中院第一笔续冻只要求续冻186万余元,尽管第二笔续冻也是在原冻结有效期内进行,但是按照通常理解,银行无法分辨此笔冻结是对原本续冻金额的变更还是另一笔新的续冻,将其作为一笔新的续冻当然更加保险,但莱州农商行的系统逻辑也不能说就是完全错误的,毕竟很少会出现长沙中院分两笔续冻的情况。基于此,本案给我们的启示更多是在与有权机关沟通层面。
有权机关对银行系统逻辑并不熟悉,同时银行工作人员对工作人员对意图也不总是理解,并且现在许多柜员养成了业务办理过程中避免沟通根据自己理解办理的坏习惯,导致经常出现有权机关指令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但双方因为缺少沟通未能及时发现的问题。事实上以上问题如果柜员能按照前一问题笔者所提意见,在业务办理前查一下账户冻结登记簿,很容易发现该法院前几天刚做过续冻,此时完全可以发现异常进而与有权机关进一步沟通核实,从而避免上述问题发生。
协助有权机关冻结、扣划业务是一项专业性较强、风险极高的业务,值得运营条线人员重点学习,本文虽已尽可能详尽的对相关业务知识和风险进行总结分析,但受限于本人的知识面,不可能面面俱到。本文是笔者首篇部分内容收费的文章,希望给能给大家启发。后续对于一些笔者在相关领域内知识体系相对成熟的内容,笔者也会通过这类长文的方式整理给大家。